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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金融家》杂志专访AFR院长史晋川教授

发布时间:2019-08-20 15:06:52 作者: 来源: 阅读:
 
 
史晋川:浙江金融要解决三大问题

中国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现实矛盾,其根本原因出在体制、结构、周期性三方面。
 
文│本刊记者孙岚摄│本刊记者鲁统磊
 
    祖籍山西的史晋川,外形魁梧,有着北方人的豪放,其对专业领域的认知和研究却又细腻且专注。
出生于浙江杭州的史晋川,童年时跟随父母所在部队在江浙两省奔波,1964年随父亲转业迁居杭州,1975年杭州市第二高级中学高中毕业,同年5月赴临安县东天目山区农村插队务农,度过了近三年的知青岁月。1984年复旦大学经济学系硕士毕业,1997年获得博士学位。
史晋川现任浙江省金融研究院院长、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还是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副主任,“温州模式”的权威研究者。
 
三大问题
史晋川认为,中国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现实矛盾,其根本原因出在体制、结构、周期性这三方面。
中国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实体经济发展的实际趋势是朝着沿着民营化、市场化的方向在前进,如浙江民营企业对GDP的贡献占到70%以上。但中国的金融体系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国有机构占据支配地位,对民营企业带有歧视。
史晋川的夫人在银行工作三十多年,在国有银行浙江省分行当过处长,也在纽约分行、伦敦分行、香港分行工作过。“国有银行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态度不一样,我在家里就可以体会到这一点。”史晋川笑言。
体制的问题表现在国家对金融业的管制上,一是主体限制太多,金融市场的进入与退出不自由,兼并、重组受限,导致市场上的主体数量和主体行为被扭曲;二是金融市场的价格—利率作为主体最重要的经营信号也处于调控的压制之下。
随之带来的是结构性问题,史晋川表示,首先是金融市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结构不平衡,间接融资比重过大,直接融资比重相对较小。这个不平衡目前对浙江小微企业的影响不大,因为小微企业很难直接融资。而大中型企业对直接融资需求较大,并且又处在转型升级阶段,因此会受到较大的不平衡影响。
其次,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产业结构不匹配。金融体系是以大银行占主导地位,而实体经济以中小微企业为主,二者的结构不匹配。
此外,金融还受实体经济的周期性影响。2012年,史晋川带领团队为浙江省政府做过调研,发现全球实体经济正处于康氏周期的中期向后期的转变区间,表现为从萧条过渡到复苏。在此阶段,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会减少,同时需求的结构也在改变。
在此环境下,资金不会流向实体经济,而是流入大宗商品市场,变成投机性的资金,造成实体经济的资金供给不足。随着更多投机资金的进入,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变化也将越发与实体经济所需要的供求面相脱离。如此,实体经济受大宗商品市场不稳定的影响,造成产品出厂价的波动,进而影响到一国的PPI乃至CPI。
 “温州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的跑路事件是最好的例子。”史晋川认为,胡福林事件表明了一家传统制造业民营企业在转型中碰到的三大问题之痛。
 
影子银行
体制、结构、周期的影响延伸性地催生了其他问题,金融准入管制和利率管制给予“影子银行”发展空间。如果金融改革进入实质性的快速轨道,加快主体准入、价格管制、利率管制的改革进程,“影子银行”空间将被压缩,从业者会面临一个更开放、自由、市场化的银行部门的竞争。
  对银行现阶段侧重于针对个人开展理财业务,史晋川表示担忧:“现在金融服务的供应者对企业关注不是很多,也不太有信心,但对个人业务却满怀热情,笑脸相迎。如果长此以往,在低通胀、实体经济持续低迷而货币政策没有高通胀的情况下,我不知道为个人的理财服务要付的钱最后从哪里来。”
 
解决之策
史晋川认为,中国下一步金融改革的方向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考量:
首先,要以放松金融管制,以解决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各种不匹配。
现有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在体制、所有制、规模结构方面都存在不匹配,如果金融准入门槛放开了,所有的不匹配都可以解决。
“但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国现行的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式金融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如果放开金融准入,很有可能监管的力量会跟不上。”
监管力量与准入门槛二者如何匹配?史晋川呼吁,应改大一统的准入、监管体系为分级的准入、监管体系。“可以像美国一样,中央管跨省的银行,省内银行浙江省级机构批准就可以了,‘谁生的儿子谁来养’,同时配合以地方区域性的存款保险制度的创新。”
其次,在体制和结构上难以出台短期内可见实效的改革,那么在现有金融体系中,应该积极创新金融工具,从而帮助实体经济发展。
 “以供应链金融为例,供应链金融可以基于核心企业,把上下游企业连接起来而整体提供金融服务。中国此等模式正在形成,已经有大企业作为核心企业,负责研发、设计、品牌、营销,而把生产制造的任务分给小企业。”史晋川举例道。
这一过程,实质是实体经济产业组织的再造过程。这个过程中,用一些新的金融工具,或老工具的新应用,会使“再造”过程更加顺利,从而使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在企业组织规模上的不匹配有所缓解。